时代浪潮下的弄潮儿：香港喜剧
相较于西方的剧情式喜剧，本土的无厘头喜剧明显更受观众喜爱。其蕴含的厚重民俗文化气息，所折射出的市井生活，让观众更具有亲切感，特别是以周星驰为代表的“周氏”无厘头喜剧，时至今日，依然令人忍俊不禁。
应运而生的时代产物——香港喜剧
上世纪70年代末，改革开放之初，举国上下都百废待兴。对于香港问题，中英两国于1984年签署了联合声明，明确香港将会在1997年回归祖国怀抱。但在大时代奔腾的浪潮中，内地经济落后，生产力不足，与早已到达现代化的香港相比，各方面都有着不小的差距。
母亲的贫穷和匮乏，让富足的归乡游子心中布满惆怅与迷茫，未来的路将走向何方，没人敢断言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香港喜剧诞生，它对于香港高强度的商业化氛围，有着极好的减压作用，人们可以逃避到欢声笑语中，忘却日常生活里的琐碎和烦恼，得到短暂的喘息与片刻的放松。
于是，喜剧电影就成为香港电影的主流。在那段时期，香港电影市场上出现了许多令人捧腹大笑的经典佳作，也捧红了一批卖力敬业的喜剧电影人，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以许冠文、洪金宝、成龙等为代表的动作喜剧。
许冠文一直对薄命劳资世界的升斗小民饱含同情，他的电影里始终坚持着基本的是非判断，宣传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，比如脚踏实地，安贫乐道等等。
其中，1988年的《鸡同鸭讲》最为典型。《鸡同鸭讲》中传统的家庭作坊和现代的流水企业之间的冲突对立，本土意识与自身文化的契合，在影片结局的开业收徒中得到了和解。然而，这样带有说教性质的影片，渐渐令观众感到乏味，因此许冠文喜剧电影的高潮到1986年便基本结束。
《鸡同鸭讲》
成龙的另类动作喜剧开始崭露头角，1978的《醉拳》令成龙一炮而红，幽默却不低俗，搞怪不失高雅的功夫喜剧开始风靡，一种脱离了本真世界的虚幻笑料，逗得观众前仰后合。而此时的电影市场，恰好缺失了来自现实生活的真实感，一个喜剧新星的出现，填补了这块漏洞，打破了已经趋于固化的喜剧市场。
《醉拳》
无厘头喜剧的“前世今生”
所谓无厘头，原是广东佛山等地的一句俗话，意思是一个人做事、说话都令人难以理解，无中心，其语言和行为没有明确目的，粗俗随意，乱发牢骚，但并非没有道理。——谭亚明《周星驰现象研究》
无厘头喜剧的成型可以追溯到1988年香港的电台节目《软硬制造》，“软硬天师”的成员分别是：硬天师——林海峰，软天师——葛民辉。二人常常以没头没脑，胡说乱讲的鬼马方式做电台节目，这种毫无逻辑，不按常理出牌的笑料却在香港大受欢迎。
《软硬制造》
1990年初，曾志伟和林敏聪主持的无厘头电视节目《开心主流派》，获得了超高的收视率，标志着无厘头文化进入电视圈，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“无厘头”的搞怪，为周星驰无厘头喜剧的爆发，奠定了潜在基础。
1990年8月，28岁的周星驰主演的无厘头喜剧电影《赌圣》大获成功，成为香港电影史上首部票房超过四千万港币的电影。此后，一系列的无厘头喜剧电影，如《逃学威龙》系列《整蛊专家》《审死官》《鹿鼎记》《唐伯虎点秋香》等等，屡次打破香港单片票房的纪录，香港喜剧就此进入到了周星驰时代。
《赌圣》
这些电影充斥着草根笑话，幽默夸张，看似毫无逻辑关联的行为语言和肢体动作，突兀的柔和在一起后，竟然达到了一种滑稽可笑，看似矛盾却又出人意料的惹人深思的戏剧效果。
用美国电影理论家大卫波德威尔评价香港电影的那句话：“尽皆过火，尽是癫狂。”来评价周星驰电影的喜剧一点也不为过，从本质上而言，这就是对无厘头的契合。
此后，无厘头喜剧就在香港大受欢迎，周星驰也成为无厘头喜剧的代表，无厘头喜剧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撑起了香港电影的半壁江山。
《唐伯虎点秋香》
以周星驰为代表的无厘头喜剧，打破了80年代由许冠文、成龙的动作喜剧垄断的香港喜剧片市场，并且在内地和台湾赢得许多影迷，在东南亚地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直到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，这股热潮才开始慢慢消退，进入21世纪以后，无厘头喜剧虽然在票房上仍有出色表现，但整体上势头已缓，风光已然不及当年。
“周氏”无厘头喜剧的艺术色彩
无厘头喜剧在具体表现手法上有一些固定的模式，主要以戏谑调侃，玩世不恭，反传统反逻辑，追求意外性等方式，营造戏剧效果。
但它实质上却有着深刻的社会内涵，透过其嬉戏调侃，玩世不恭的表象，触及那些难以启齿的庄严且不可侵犯的事物本质，已达到反讽目的，骨子里表达的是悲观厌世，及时行乐的侥幸心理和小人物的英雄梦幻。这些特点在“周氏喜剧”中，被展现的淋漓尽致。
1.平民化的电影人物——英雄消失
周星驰的电影可以说是反英雄，反权威的，他最擅长，也最深入人心的角色，大多是市井之徒，通过对这些扁平化的人物塑造，传达出一种更加感性的是非观。
《喜剧之王》里跑龙套的尹天仇，第一次和柳飘飘见面的时候，对方不停地叫他“死跑龙套的”，他却笑着，看似不经意，实则认真地强调：“小姐，其实我是一个演员”，他的态度让观众觉得他不自量力而显得十分的滑稽。之后却能感受到，影片尹天仇作为一个小人物，他渴望被尊重，渴望被理解，以及他的无奈与卑微，这其中饱含的心酸，很容易让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普罗大众感同身受。
《喜剧之王》
《长江七号》里也有异曲同工之妙，穷困潦倒的父亲周铁，在面对老板的咆哮和嘲讽时，只是轻声笑叹：“顶得了。”没有怒火中烧，也没有咬牙切齿，只有一句淡淡的回复加之一个酸涩的微笑，举手投足间，完全是一个为了家人屈服于生活的打工仔形象，既悲怜又伟岸，既感慨又艰辛。
《长江七号》
脱离了高雅别致的艺术环境和跌宕起伏的剧情设计，这种非神仙非英雄的，彻头彻尾的平民文化，更加容易和市民阶层发生共鸣，而互相认同。
2.颠覆传统观念——反讽
无厘头喜剧的第二个特征是反讽，包括对政治文化，习俗，道德，甚至是友谊和爱情的挖苦和嘲弄，颠覆既定观念的人物关系，带有强烈的宣泄特征。它僭越常规嘲讽的，是90年代香港社会中以利益金钱至上的现象。
《九品芝麻官》中，对官官相卫的讽刺，更是毫不留情，尤其结尾高潮部分，那段公堂之上的粗俗对骂，各种污言秽语不堪入耳，但呈现在观众面前，效果却是出奇的好，一段露骨的冤案在疯疯癫癫的荒诞中沉冤昭雪，正义得到伸张，恶人得到惩罚。这种跳脱世俗威严之外，收拢正确道德观念之中的戏谑，既精彩又刺激。
《九品芝麻官》
《大内密探零零发》的开场，长得歪瓜裂枣的陆小凤、花满楼、叶孤城以及西门吹雪，给人当头棒喝，曾经影迷心中那些英俊潇洒，风度翩翩的侠客形象瞬间崩塌，而且片中人物还自我吐槽，宣称：“高手不一定要长得多英俊，只不过是你们这些星斗市民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，难道大侠就不能秃头吗？”
《大内密探零零发》
在这种颠覆和解构中，电影的故事情节呈现出对传统和社会一定程度的叛逆和疏离，模糊了时间和空间，为无厘头的具体表现提供了巨大的创作空间
3. 有意识的拼贴性——戏仿
无厘头喜剧经常对经典作品进行戏仿，进而产生强烈的戏剧性效果。例如《赌圣》系列，就像《堂吉诃德》对骑士制度的讽刺一样，从题材风格到内容表演都是对香港赌片的全面戏仿。
王家卫在1994年推出了都市爱情电影《重庆森林》。在《重庆森林》中有这样一句台词：“我距离她最近的时候只有0.01公分，57个小时之后，我爱上了这个女人。”
失恋的金城武在与林青霞邂逅一晚后接到林青霞的信息，后者祝他生日快乐，让金城武感到非常振奋，当时金城武的独白是这样的：“如果记忆也是一个罐头的话，我希望这个罐头不会过期，如果一定要加一个日子的话，我希望是一万年。”《大话西游》里的经典独白，便是模仿于此。
《重庆森林》
4.哲学性——后现代主义
美国电影学者大卫·波德威尔在评论周星驰的电影时，曾说：“那些看似张狂的愚人作品其实包含了出色的创意和独具匠心的技艺，是香港给全球文化的最大贡献。”
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是后现代主义电影，透过无厘头幽默诙谐的表象，可以看到其所反映的深刻社会内涵。“周氏”喜剧一度作为大众文化的典型代表，反映了一种时代情绪，但无厘头喜剧从来没有真正挑战过“邪不压正”这条通俗文化的底线，它更多是在削减意义，而没有建立新的意义，所以它更像是一种精神胜利法。
《大话西游》
比如《大话西游》，它作为经典名著的改造版，在胡闹逗趣的面具之下，却藏匿着一抹浓重的悲剧色彩。当至尊宝放荡不羁，随意狂妄的自由天性，与固化的社会秩序发生尖锐的矛盾时，只得牺牲自己的个性去服从强大的秩序，在规则的束缚下苟延残喘。这使观众产生强烈的认同感，因为这种挫折感也多多少少存在于现代人的命运当中。
透过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，可以看到他的戏谑、调侃，反智反尊，玩世不恭，这也是后现代主义的“大众性”、“非理性”以及“断裂性”的具体表现。
《大话西游》
本文简单阐述了80年代香港喜剧电影的发展，以及无厘头喜剧的起源，分析了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特色，帮助观众更好的理解“周氏”喜剧内涵，对解读“周氏”喜剧有一定的参考作用。当然这并非绝对，具体问题仍需要具体看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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